1943年，中國革命形勢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這一年，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仍處于戰(zhàn)略相持階段，但隨著這年2月蘇聯軍隊取得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的偉大勝利，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形勢開始發(fā)生重大變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zhàn)已經度過了1941年至1942年的最困難時期，進入再發(fā)展階段，并在一些地區(qū)開始了對日、偽軍的攻勢作戰(zhàn)。
也是從這一年起，通過大生產運動，敵后各根據地機關一般能自給兩三個月甚至半年的糧食和蔬菜，按照當時的生活水平，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要求。
（一）
1943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存在了24年的共產國際宣布解散。隨著共產國際的解散，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身份也不復存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第二國際破產，但十月革命的勝利，促進了各國共產黨的建立，客觀形勢要求建立新的國際組織。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開了國際共產主義者代表會議，有來自21個國家的35個政黨和團體的52名代表參加。大會通過了《告國際無產階級宣言》《共產國際行動綱領》《關于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等文件。大會的召開宣告第三國際成立，為了與之前的第二國際表示區(qū)別，命名為“共產國際”，以區(qū)別于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國際”。
共產國際總部位于莫斯科，是一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的國際組織。共產國際為自己規(guī)定的任務是團結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確立世界范圍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徹底消滅階級，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共產國際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成員最多時包括7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共產黨組織、400多萬名黨員，召開過7次代表大會、13次執(zhí)行委員會全體會議。
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起到了幫助和指導作用，中共一大上的兩個參會者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就是共產國際的代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正式決定參加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共產國際成了中共的實際領導者，中共也從共產國際獲取援助及形勢指導，但同時也帶來很多教訓。
1943年5月15日，為適應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發(fā)展，并考慮到各國斗爭情況的復雜，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并在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這個決定。
其實早在5月20日，共產國際的季米特洛夫就致電毛澤東，通報了共產國際主席團將于22日宣布解散共產國際的事情。21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國際來電。會議決定：先由毛澤東電復季米特洛夫，表示贊同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提議；待共產國際公開宣布主席團的這一提議后，中共中央再作正式決定。26日，中共中央收到蘇聯《真理報》發(fā)表的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主席團《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后，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一致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同年6月10日共產國際正式解散后，中國共產黨解除了對共產國際章程、決議所承擔的義務，完全擺脫了其的影響。
對于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周恩來在1960年7月的一次會議上曾做過恰當的評價。他指出：“共產國際從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個八年。毛澤東同志說它是兩頭好，中間差。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共產國際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共產國際的工作對于中國革命，還是有益的多。當然，也有個別的原則問題的錯誤。……中國有五四運動的基礎，在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推動下，很快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指導在中期是有很大錯誤的。”“共產國際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對我們黨的內部事務還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組織上也還有些干涉。但這個時期比共產國際初期對我們黨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來戰(zhàn)爭打起來，對我們黨的干涉就很少了。我們中國黨這時已經成熟，和共產國際的來往不多了。”周恩來對中共和共產國際關系的評價是客觀的，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前，中國共產黨已經在延安整風的過程中形成了新的領導集體。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此時，延安整風運動正在繼續(xù)進行，這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共產國際的解散，有利于中國共產黨徹底糾正以王明為代表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有利于根據中國國情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
（二）
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抗日軍民進行大生產運動的同時，從1942年春天開始還在全黨范圍內發(fā)動了一場長達三年的整風運動。在戰(zhàn)爭的緊張環(huán)境中，中國共產黨為什么以這樣大的力量和這樣長的時間來進行這場整風運動呢？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20世紀40年代的20多年中，經歷過巨大的勝利和嚴重的失敗，出現過“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錯誤，其中給黨帶來最大危害的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分別糾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后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日戰(zhàn)爭初期的右傾錯誤，但由于沒有來得及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總結，特別是沒有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黨內歷次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的總結，所以，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這些分歧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按照具體情況辦事，還是主觀主義地憑借“想當然”或照著某些“本本”辦事。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就談不上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和行動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奪取勝利。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候已經發(fā)展成為擁有80萬黨員的大黨，但其中90%以上是抗戰(zhàn)以后入黨的新黨員，他們對黨的歷史并不是特別清楚。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的主要原因。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fā)布《關于繼續(xù)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明確規(guī)定繼續(xù)開展普遍的整風運動的任務主要有兩項：一項是糾正干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二是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當時十分復雜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下，在各種敵對勢力千方百計對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進行滲透和破壞的情況下，對黨員干部進行一次認真的審查，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十分必要的，通過這項工作可以清除特務，純潔革命隊伍。
10月10日，中共中央決定黨的高級干部重新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和路線是非問題。至此，整風運動進入總結提高的階段，全黨整風運動告一段落。全黨整風運動，是一次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運動，是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思想革命運動，對推動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具有重大意義，對正確解決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是一次成功的實踐。
（三）
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形勢的勝利發(fā)展，為中國人民爭取抗戰(zhàn)取得最終的勝利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但是此時的國民黨，仍然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堅持一黨專政，施行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他們一方面對日軍繼續(xù)采取避戰(zhàn)觀戰(zhàn)為主的政策，保存自身的力量，把爭取抗戰(zhàn)最后勝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蘇等國際力量；另一方面，他們力圖削弱和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并積極準備搶奪抗戰(zhàn)勝利的果實，以求在戰(zhàn)后得以繼續(xù)維持其獨裁統治。《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
《中國之命運》是由蔣介石授意，陶希圣執(zhí)筆的，該書由正中書局于1943年3月出版。這本書偽造和篡改中國的歷史，歌頌封建主義，鼓吹法西斯主義，公開提出既反對共產主義又反對自由主義（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主張，反對中國共產黨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該書提出“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而今后的命運，則全在內政”。抗日戰(zhàn)爭期間，認為“攘外必先安內”，把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它污蔑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為“新式軍閥”，根據地為“變相割據”，暗示兩年內一定要消滅共產黨。蔣介石在該書中著力渲染“一個主義”“一個黨”，把三民主義說成是“國民革命不變之最高原則”“民族復興唯一正確之路線”等，據此，其他黨派應當放棄各自的主張。書中強調中國國民黨是“領導革命建設國家的總機關”“永為中國唯一的革命政黨”等，為國民黨“一黨獨裁”進行粉飾。
國民黨頑固派還利用共產國際解散這個事情做文章，大肆制造反共輿論，叫囂“馬列主義已經破產”“共產主義不適用于中國”，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陜北特區(qū)”。
除了在輿論上對中共進行挑釁，在軍事上，6月18日，胡宗南根據蔣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開反共軍事會議，并把防范日軍進犯河防的部隊調到彬縣、洛川一帶，準備同原來包圍陜甘寧邊區(qū)的2個集團軍一起，分9路閃擊延安，形勢一時變得非常嚴峻。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在思想領域和軍事領域掀起的反共、反民主的逆流，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劉少奇在會上指出，在宣傳上應該采取新的方針，不要怕蔣介石投降分裂，對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要痛加駁斥。會后，他受中央委托部署反擊國民黨的反共宣傳。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fā)表《評〈中國之命運〉》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蔣介石集團利用封建主義的文化糟粕來推行法西斯主義的獨裁統治；指出中國共產黨為民族和人民謀利益，為人民所共見，是消滅不了的；說明中國共產主義者可以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團結合作，這種合作對中華民族的發(fā)展極為有利；呼吁一切愛國的國民黨人，堅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反對封建的法西斯主義，為建立民主的新中國而奮斗。
為了駁斥蔣介石“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的宣傳，中國共產黨先后發(fā)表《國共兩黨抗戰(zhàn)成績的比較》《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的材料，說明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真實情況。這些文件一方面用鐵的事實證明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已經成為堅持抗戰(zhàn)的主力；另一方面深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團結抗戰(zhàn)危害國家的事實。
毛澤東給這個時期的斗爭給以高度的評價，他說：“過去宣傳總是不痛不癢，唯獨此次打到痛處，故能動員群眾壓倒反動派氣勢。”
為了制止國民黨頑固派對陜甘寧邊區(qū)的軍事進攻，1943年7月上旬，朱德分別致電胡宗南和蔣介石等，嚴正抗議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挑釁活動，呼吁團結，要求制止內戰(zhàn)。7月9日，延安軍民3萬余人舉行大會，呼吁緊急動員起來，反對內戰(zhàn)，保衛(wèi)邊區(qū)。7月12日，毛澤東親自為《解放日報》撰寫《質問國民黨》的社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團結抗戰(zhàn)，號召全國人民起來制止內戰(zhàn)危機。與此同時，各解放區(qū)軍民紛紛開展聲勢浩大的反對內戰(zhàn)、保衛(wèi)邊區(qū)的群眾運動。陜甘寧的警衛(wèi)部隊一次又一次地擊退國民黨軍隊的試探性進攻。
解放區(qū)軍民的抗議活動和反內戰(zhàn)斗爭，得到了國際輿論的重視和支持，正所謂公道自在人心。美國和英國政府都認為，如果這時中國發(fā)生反對共產黨的內戰(zhàn)，得到好處的只會是日本。外國在華記者也紛紛質問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蘇聯、美國、英國的駐華大使也分別在不同的場合警告蔣介石不要發(fā)動內戰(zhàn)。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揭露、聲討和全國人民的反對以及國際輿論的譴責，蔣介石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軍事行動。7月11日，蔣介石、胡宗南致電朱德，表示無意進攻陜甘寧邊區(qū)。7月12日，胡宗南下令其部隊從彬縣、洛川撤回。這樣國民黨頑固派在1943年發(fā)動的反共高潮在還沒有發(fā)展成為大規(guī)模武裝進犯的情況下就被制止。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得以繼續(xù)鞏固和發(fā)展。
在反對國民黨倒行逆施的同時，解放區(qū)軍民繼續(xù)進行反“清鄉(xiāng)”、反“掃蕩”、反“蠶食”斗爭，恢復了大片根據地。7月至8月，在八路軍總部統一指揮下，冀魯豫軍區(qū)和太行軍區(qū)部隊先后發(fā)起衛(wèi)（河）南戰(zhàn)役和林（縣）南戰(zhàn)役，開辟了衛(wèi)南、豫北廣大地區(qū)；山東軍區(qū)部隊打破日、偽、頑的夾擊，基本上控制了沂山、魯山山區(qū)和諸城、日照、莒縣山區(qū)，打通了魯中、濱海、膠東各區(qū)之間的聯系，大大改變了對敵斗爭的形勢。接著，山東軍區(qū)部隊又粉碎了日、偽軍對清河區(qū)、魯中區(qū)的冬季大“掃蕩”。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敵后抗戰(zhàn)逐步度過了嚴重困難局面，抗戰(zhàn)勝利的光明已經在望了。
